在各媒体的“9·11”十周年系列报道中,纽约“自由塔”的名字经常被提及。在原世贸中心六号楼旧址上建造的自由塔于2013年建成后,将以541.3米的高度成为美国最高建筑,比原来的世贸双子塔还要高120多米。
尽管现在的自由塔已经几易图纸,早已不在原设计者的掌控中,但是“自由塔设计者”永远是笼罩在波兰裔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头上的光环,作为世贸旧址规划的总规划人,是他奠定了目前世贸旧址重建的整个格局。
现年65岁的丹尼尔·里伯斯金是一个厚积薄发、大器晚成型的艺术家。作为建筑师,40岁之前他只限于在大学里纸上谈兵,“从没摸过手术刀”,直到52岁才拥有平生第一个建筑成品,但在此后13年中,他和妻子所开的夫妻档在全世界设计建造了40多个大型建筑,以其浓厚的学院气质和实用风格受到业界尊崇。
作为世界瞩目的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有着不同于他人的成名之路。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里,他都在象牙塔里“纸上谈兵”,教授建筑学理论。直到1998年,已届知天命之年的他才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建筑成品。
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创意多媒体中心。
柏林犹太博物馆。
“没有音乐的建筑,不过是瓦砾堆成的山”
1946年5月12日,里伯斯金出生于波兰的罗兹。他从小学习手风琴,很快崭露音乐天分,7岁就开始在波兰的电视上表演。1959年,里伯斯金与后来蜚声世界的以色列小提琴家伊扎克·帕尔曼同台演出。同年,里伯斯金随家人移民美国。
19岁那年,在母亲的引导下,里伯斯金对建筑产生浓厚兴趣,舍弃音乐考进全美顶尖的建筑艺术学院柯柏联盟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他获得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建筑史和建筑理论学硕士学位。曾经的音乐背景使他后来的建筑设计中常有古典音乐的精确美感和超然大气。里伯斯金也说过:“没有音乐的建筑,不过是瓦砾堆成的山。”
硕士毕业后,里伯斯金没有进建筑师事务所,而是一直在北美、欧洲、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南美等地讲学,先后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南加州大学、德国汉堡学院等著名学府。
“从来没有拿过手术刀的外科医生”
上世纪80年代末,40多岁的里伯斯金忽然被邀请在德国设计一个小的博物馆,纪念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死去的艺术家费利克斯·纳什鲍姆。“想象一下你是受过科班训练的外科医生,但是却从来没拿过手术刀。而突然有人对你讲,\"现在要给病人的脑部开刀。\"里伯斯金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自己内心的犹疑。但是,作为犹太后裔,他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义,便接了下来。
费利克斯·纳什鲍姆博物馆设计的成功,为他带来了建筑生涯的奠基之作位于柏林的犹太博物馆的设计权。1989年,里伯斯金和妻儿移居柏林,成立建筑事务所,将全部精力投入对犹太博物馆的设计,花了10年时间才完成这个作品。
柏林犹太博物馆从空中鸟瞰是一系列长方体建筑连贯而成的曲折锯齿形线条,凸起尖尖的锐角,幅宽被强制压缩,像扭曲的生命充满痛苦和悲伤。中间一组空白地带排成的直线,将曲线一分为二,象征欧洲犹太人苦难史上难以磨灭的空白。博物馆内外充满破碎和不规则的元素,堆积成伤痕累累的民族悲情,诉说两千年来犹太人和德国人难以厘清的因果关系。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一设计。批评者称,它太疯狂,太不现实。但是,当犹太博物馆于2001年开幕时,立即轰动一时,参观者络绎不绝。2004年,馆方邀请里伯斯金再对该建筑加以扩建,因为参观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超出了接待能力。
作品40多个,遍及美洲、欧洲、亚洲
目前,里伯斯金工作室正在设计、建造、已经建造完毕的建筑设计有40多个,遍布全世界,从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波兰、瑞士、爱尔兰、意大利,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南美的巴西……
里伯斯金与中国的缘分是为香港城市大学设计的邵逸夫创意多媒体中心。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里设有实验室、剧院和计算机工程与媒体科技学院的教室。与里伯斯金的大多数作品一样,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也是一座有许多小平面的建筑,有一部分高出其他部分,酷似刀锋。中心的外墙上有许多玻璃窗,交叉的光线在室内天花板上形成一块块光影。今年10月份,这一中心就会对外开放。
有评论称,里伯斯金是解构主义大师,风格前卫且不按牌理出牌。其令人惊讶之处不仅仅在于建筑的外观,而在于他对人们的生活以及其所处文化的深深了解和体现。这可能是因为他是个学院派,多年以来一直远离商业社会,没有被商业和官僚社会所沾染,在建筑上比其他商业建筑师更容易倾注自己的思考。
每个作品都是他的心肝宝贝
对里伯斯金来说,获得纽约自由塔的设计权,或许比获得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建筑设计权,意义更为重大。这不仅因为自由塔本身的意义所在,还在于,他是被纽约这个大熔炉熔化的欧洲移民。
1959年,13岁的里伯斯金跟随家人乘坐轮船远渡重洋,从波兰来到美国。当时,坐船到美国的移民都需要在自由女神像所在的爱丽丝岛走完移民程序。自由女神像及其所体现的美国梦,给这位犹太裔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成功竞标自由塔后设计权被转交
他最初的自由塔设计即是对自由女神像的呼应。将自由塔的高度设计成1776英尺(1776年,美国独立),将7月4日(美国国庆日)作为奠基日,这种在外界看来有点矫情甚至老套的做法,对里伯斯金而言,非常自然。
2003年,里伯斯金的自由塔设计成功竞标后,这个设计就引起多番争论,后来因为安全考量而一再修改和增加细节。最终,由于“零地带”承租方、房产大亨拉里·西尔沃斯坦的干预,自由塔的设计权被转交SOM建筑事务所。2004年,里伯斯金的工作室还卷入与西尔沃斯坦的官司。
即便如此,世贸旧址整个地段的规划还在基本按里伯斯金这个总设计规划师的蓝图实行,他的工作室可以参与整个世贸旧址的设计规划,包括1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场所、“9·11纪念馆”、街道、新公园、地下7层空间、交通、保安等,“相当于纽约下曼哈顿区的重生”。
筹划重建世贸中心,带给他很大的震撼
里伯斯金说:“我的每件作品都是独特、不可互相替代的个体,它们建在不同的地域,展现不同的文化特色和功能,它们每一个都是我的心肝宝贝。不过,说到纽约世贸中心,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标建筑,它曾被彻底摧毁,现在又将重新屹立起来,而且是由我负责策划这个重建工程,因此带给我很大的震撼。”
在世贸旧址规划方案设计期间,他忙得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有时甚至靠补充肾上腺素维持体力。
宁与妻共餐 不赴女王宴
里伯斯金经常拿建筑跟美食和音乐相比。他认为,建筑和食物一样,跟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从来不从审美意义上对食物感兴趣,当然食物也会很漂亮,但是正如我在建筑学上的观点一样:建筑不是墙壁和管道系统那么简单。建筑就像音乐。同样,食物展现的也是人的生活状态。”
父母都是二战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里伯斯金热爱美食,这或许因为他继承了家族有关饥饿的集体无意识。他的父母都是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都曾受过苦挨过饿。
在里伯斯金的童年记忆中,他的父亲总是告诫他和姐姐吃那些自己不喜欢吃的饭,因为如果你喜欢什么,就会渴望什么,并为自己的欲望所役。父亲讲了自己在俄罗斯集中营中的经历:那些死得最早的人是来自富裕家庭的,因为锦衣玉食的生活令他们无法忍受很少的食物配额。而穷人的孩子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对食物的期望值不高。
尽管父亲持有这样的观点,但是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后,里伯斯金的母亲多拉总是尽己所能,为家庭提供营养丰富又美味的食物。
每个傍晚,小丹尼尔都喜欢一边在厨房的桌子上画画,一边看着自己的母亲多拉在厨房里忙碌。与此同时,她还不忘跟儿子聊天,时常引用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话来教育儿子。
也正是在这些厨房谈话中,里伯斯金确立了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
有一天,他照常在厨房画画,看母亲精彩的美食烹饪表演,这时母亲问他:“你想成为画家?住在某个阁楼上挨饿?这就是你所期望的生活?”
里伯斯金想了想,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唯一一名有钱的画家的名字:安迪·沃霍尔。
“沃霍尔?一个沃霍尔就代表着背后一千个一文不名的等待成功的画家。做个建筑师吧。你能在建筑中糅合绘画,但是不能在绘画中糅合建筑。一个钩钓两条鱼。”多拉说。
里伯斯金天生就有口福。他的妻子尼娜也是个美食家。尼娜自言除了日本菜和中国菜不会做之外,其他国家的风味都不在话下。即便两人凌晨一点才从机场回到家,她也会整出一桌大餐来。
每天傍晚时分,里伯斯金和妻子尼娜从位于世贸中心旧址附近的办公室回到家中,尼娜开始做饭,里伯斯金就坐在吧台上读《纽约时报》给她听。他们一般到晚上10时才会吃晚饭。结婚40多年来,里伯斯金夫妇每次吃晚饭,无一例外,都会开一瓶红酒,点上几支蜡烛,吃三道菜的大餐。
不少作品都是在卷纸和餐巾纸上形成的
他总喜欢跟朋友和记者讲一个小插曲。在伦敦设计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扩建工程时,他有一次受邀与英女王共进晚餐,而且是小规模聚会。但是,他拒绝了。“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从来没有人会放弃与英女王共进晚餐的邀请!但是,事实就是,我的确更喜欢跟妻子在一起享用晚餐。”
美食经常能激发里伯斯金的设计灵感。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厨房和饭桌上完成的。他在设计自己最有名的建筑成品犹太博物馆时,忽然被灵感的闪电击中,他一把抓过厨房的卷纸,画出了设计的雏形。而他另一有名的作品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是在餐巾纸上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