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后人 一直遵循“十条家规”

晋菊清与邓颖超合影

我本来就睡眠不好。此刻，已是凌晨4点，仍然辗转反侧，干脆起床坐在电脑前，在先进通讯手段异彩纷呈的互联网时代，来给你写这样一封长信。

你是谁呢？是我的兄弟姐妹、同学同事，是我见过面抑或未曾谋面的朋友……总之，你是我的倾诉对象。我想给你说，我，我们，还有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我的激情燃烧，眼含热泪源自昨天访问的一个家庭。

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家世。这个家庭的主人叫周荣庆，而周荣庆的伯父正是我们敬爱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家世。这个家庭的主人叫周荣庆，而周荣庆的伯父正是我们敬爱的开国总理周恩来。

可是他们现在却在河南焦作过着比普通人还要普通的生活。周荣庆早已去世，他的爱人晋菊清——一个73岁的老太太，至今蜗居在工厂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一间筒子房里。周荣庆、晋菊清在焦作育有两儿一女，孙辈也是两男一女，孙女是老大，已结婚成家。目前，祖孙三代11口人中，只有周荣庆的大儿子周志勇有正式工作，是市城管支队的支队长助理，科级干部，月工资3000元左右。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维持生活……

他们已经这样平凡、平静、平常地在焦作度过了54个春秋。

54年间，他们与焦作的普通市民一样，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柴米油盐，喜怒哀乐，无所谓隐，也无所谓显。日子虽然过得平淡，甚至穷酸，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反倒让周围人常常从他们身上感到一种渗透肌肤的纯粹、阳光与向上。

从显赫的家世到平凡的生活，从中南海西花厅到河南北部的一个小城，似乎是一个谜。

在焦作市城管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志勇平静地向我说着。

他说，他爷爷兄弟三人，排行老二，叫周恩溥，字博宇。老大就是周恩来，字翔宇。他还有一个三爷爷，叫周恩寿，字同宇。大爷一支，没有后代。三爷一支，6个子女。他爷爷只有他父亲这一个儿子。他们做孙辈的，平时称呼总理叫大爷爷，称呼邓颖超叫大奶奶。但是，他的父母却称呼总理叫七伯，称呼邓颖超叫七妈，这是按家族排行称呼的。在家族里，总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寿排行十一。

总理没有子女，不光视他们这些侄辈、侄孙辈如己出，还收养了许多烈士子女，对大家都非常亲。

说到老人对晚辈的好，志勇平静的脸上便渐渐充盈了幸福感。

他说：“小时候，去中南海，呆上十来天，也不定见上大爷爷一次。而大奶奶，一般都在家。我一去，她就给我做丸子，就是用肉末做成的那种，还有从中南海湖里捞出来现做的鱼啊虾啊，还有从西花厅前现摘下的桃子，都是大奶奶给我的最好食物。”在河南出生、河南长大、说一口地道河南话的周志勇，说起这些，舌头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又深深地一咽，幸福感便从这一舔一咽中泄露出来。

志勇说，还有一次，大奶奶专门煮了嫩玉米给他吃，他比划着：“这么长，整穗的。”但他并不怎么感兴趣，大奶奶说：“吃吧，很好吃的，营养好。”他说：“我姥姥家的田里到处都是。”邓颖超这才一笑，如有所悟般地：“哦，你看我这记性，我们家志勇就生活在种玉米的地方……”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人有三亲六故，周恩来同样也有自己的亲眷。但他要求他的亲属们，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说出与他的关系。战争年代，不要说；建国后，他当了总理，更不要说。建国前不说，是担心亲属们因为他而受到牵连；建国后不说，是担心亲属们因为他而受到特殊照顾。以至于他的弟弟周恩寿干脆以字“同宇”为名，以防人们从那个“恩”字上猜到与他的关系。

周志勇说，他们兄妹三个改名，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晋菊清和婆婆一起，带着三个孩子第一次去北京那次。在午饭桌上，周总理问起孩子的名字、年龄，晋菊清说：“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赶上您访问印度，荣庆就给他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当时我婆婆梦见了茉莉花开，就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访问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周总理还没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并笑着对邓颖超说：“我看这名字起得不太好。”

邓颖超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对总理说：“那就给孩子改个名吧，从大到小依此叫周志勇、周志红、周志军。”

周总理想了想，也说：“勇、红、军，好！就叫这名吧。”

从此，周志勇兄弟两个就叫起了邓颖超奶奶给他们起的名字——志勇、志军。女儿“志红”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觉不会影响总理，也就照旧叫“小莉”了。

这就是周总理的家风！哪怕起名这样的小事，都考虑得很周到、细致，生怕自己的亲属打自己的旗号，更别说在其他事情上以权谋私了。

周总理曾给亲属们定下“十条家规”，包括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要说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等。

周志勇还讲起一件往事，说他三爷爷一生有两大遗憾，其中之一就是解放后一次淮安老家也没回成。

为什么没回成？总理不让他回，说：“你是我周恩来的弟弟，你一回去，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就得陪同你、接待你，既浪费地方的钱财，又耽误地方上的工作。”

1965年春节前夕，周总理决定平掉老家的祖坟，一位堂嫂想不通。已退休的周恩寿觉得这是一个回老家看看的机会，就找周恩来要求：“哥，我回去做十嫂（堂嫂）的工作。”

周恩来一听很高兴，当即表态：“好呀！”

但转念一想，又立马制止道：“你不能回去！”

就这样，直到1985年周恩寿去世，一次老家也没回成。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这就是一国总理的亲眷！

亲爱的朋友啊，当我采访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止不住想起周恩来曾在建国初期中直机关负责人会上发出的“盛世危言”：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包括我在内的407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他还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还止不住想起去年发生在河北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又想起最近山西永和县常务副县长的儿子公开叫嚣：“我爸是县长，在永和县就是国法！”还有那些媒体不断披露的“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现象……

我不能不感叹：真是天壤之别啊！

周总理专门交待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周志勇说，他爷爷周恩溥是1944年底去世的。当时，他在山东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让交出周恩来的去向。但他始终没说，一顿严刑拷打后，才被放出来。没几天就含恨告别人世。

他奶奶王兰芳、三爷周恩寿，都在战争年代落下严重伤病，解放后不能正常上班。周总理就对他们说：“你们拿着人民的‘小米’（指工资），又不能正常上班，干脆提前退休吧。”

如果正常退休，能拿到70%到80%的工资；而提前退休，比例要小得多，这样一来生活就成了问题。周总理就说：“你们的生活、看病钱，我出。”

就这样，周总理每月从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拿出100元给三弟，拿出50元给二弟媳。看病吃药钱也是总理根据需要另出的。

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恩寿的6个子女全部参加工作，持续到王兰芳去世。

并且，周总理专门交待周荣庆：“这50元钱，是给你妈妈的，你们谁也不要用。你们花钱，自己挣。”

记着周总理的嘱托，周志勇这些后代，现在的住房虽然寒酸、生活虽然清苦，但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来没向谁抱怨过一句。

晋菊清现在的住房，是在群英机械厂工作时分的。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住到现在。

那是一个看上去破旧不堪的红砖楼。

晋菊清住在二楼最东头，像集体宿舍一样的一间筒子房。厨房是用石棉瓦搭出的一个几平方米的地方；在一楼的楼梯下面，是这个73岁的老人平时使用的公共厕所。我说：“您岁数大了，上个厕所也很不方便。”她说：“没事，我身体好。”晋菊清看上去的确是一个矍铄、健康、爽朗的老人。

家里很简陋，没有空调，没有冰箱，也没有沙发，只有几把小木凳。我去访问的时候只能坐在床上。

志勇家，我没去过。但志勇说：“比母亲住得好多了，98平方呢！我让她搬过去，她不去，说习惯了。”

志勇的房子是1998年买的拆迁安置房，比较便宜，一平方500元。就这他还借了两三万块钱。

说起钱，志勇说，他上班有工资，母亲还有1300元退休金，弟弟、妹妹、弟媳、妹夫虽然没工作，但做点小生意，也能维持生活。母亲1989年退休后，还找了一份在市政府家属院看管自行车的活儿，每月能多收入150元，可补贴家用。

话题扯到家庭上，志勇介绍，他爱人在市供销社日杂公司上班，去年刚退休。他有一女儿，今年28岁，也没工作，女婿做点小生意。他妹妹有一男孩，25岁，化工技校毕业后在焦作轮胎厂打工。弟弟家一个姑娘，20来岁，正在郑州上大学。

志勇1976年高中没毕业，就到焦作市郊区百间房公社下乡。1978年底到武汉当兵，3年后退伍到焦作市宾馆当服务员，后来到市政上搞绿化环卫工作。1988年市里成立城管支队，把他抽去了，在大街上巡查。在一线整整干了20年，到2008年才被选拔到城管支队机关工作，去年被任命为支队长助理。

城管支队支队长王会彬说，志勇工作好，年年被评为先进、优秀共产党员，还被河南省建设厅评为“文明执法先进个人”。

志勇说：“干一份工作，不管干啥，把它干好，就行了。我最忌讳别人说你工作不中。”

看看吧，朋友，这就是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后代！

他们没有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索取、享受，而是自食其力地生活；他们能干啥就干啥，干了就要干好，决不仗着前辈的功劳去要钱要官；他们生活清贫而无丝毫怨言，生怕给组织添丁点麻烦，更不会去钻营谋求。

从中南海到豫北小城，从一国总理到一介百姓，落差要多大有多大，但他们从未感到这是个落差。

没有落差，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就不会伸手索取。

他们把自己的欲望降到了尘埃里，却把境界伸到了蓝天上。

他们是天地之间的一面明镜，映无言，照无声。

这就是他们在平常中的纯粹！这就是他们在平凡中的非凡！这就是他们用平静在世人心底掀起的波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官员把自己还正在上学的子女安排进公务员队伍，早已去世的人还继续领工资，考公务员时比照自己的子女“量体裁衣”定标准；更有一些贪官，动辄几套、几十套房产，几千万、上亿家庭财产；还有一些人，拿着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薪还嫌少……这样的社会价值观，这样的行为方式，面对革命前辈，面对周志勇们，难道不感到羞愧？不感到汗颜？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采访手记：

亲爱的朋友，最后，还想告诉你的是，我是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从网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的有关这个家庭的帖子里知道这事的。

去采访前，曾经担心周志勇不接受我的采访。因为一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记者的采访只能打扰他平静的工作和生活。

但是，当我与他联系上时，他却爽快地答应了，说“这是你的工作，我肯定得配合！”

在我与他母亲谈话的时候，他不吭声到街上买来一包7块钱的“红旗渠”烟和一瓶“康师傅绿茶”待客。而他平时抽的是比“红旗渠”还要便宜的“红梅”烟。

这个时候，我身上揣的20块钱一包的“黄金叶”香烟，也不敢和羞于掏出来了。一如鲁迅先生所说，志勇的行为，榨出我身上和灵魂深处的“小”来了。

事实上，我们不少人内心深处都有许许多多的“小”在作怪。

我们向往一颗平常心，却常常被虚荣遮眼；我们痛恨贪污腐败，但一旦自己掌了权、管了钱，也难保不是那个样子……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周家和他们的后代那样，少一些浮躁，多一些本真；不怨天不怨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

我们为什么不能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党的开创者和他们的后代，当年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在追求什么？而我们今天在他们开创的这片蓝天白云下，又在干什么、想什么、追求些什么？

我们党已走过90年风雨征程，在欢庆党的生日的时候，难道我们的灵魂不需要来一场彻底的洗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