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美国建筑界最重要的人才

“迪斯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的成功——在声学和建筑学上取得的胜利，巩固了他与洛杉矶有时不稳的关系。他于1947年将家从多伦多迁移到了洛杉矶。盖里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流行文化的偶像。他为时尚商店蒂凡尼公司（Tiffany）设计了珠宝系列；他在已故电影导演西德尼•波拉克的纪录片中出演主角；参加了动画片《辛普森》（The Simpsons）的拍摄。

他继续参加新的设计工作，设计了阿布扎比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并且帮助改进了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纪念碑的设计。

可是，如果说，盖里现在是站在一个山顶上——他耗费的他的职业生涯的许多时间努力攀登这个山顶。他受到一种强烈的雄心壮志的驱动。这种雄心壮志经常隐藏在他的质朴无华的外表下面——然而，此刻，这个山顶本身在他的脚下开始崩溃。在许多重要的建筑师和盖里在十年中成为全球名星——并且，私人和政府客户都乐意为各种创新的建筑提供资金之后，对新建筑的投资仿佛一夜之间消失。

所有问题中最让盖里烦恼的是，他认为是他的职业生涯的顶点的两个建设项目被推迟。这两个项目，一个是洛杉矶的“格兰德大道”（Grand Avenue）混合用途开发工程；一个是纽约布鲁克林的“大西洋院”（Atlantic Yards）开发工程。

前不久，盖里在他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在他的谈话中，失望与希望交替表现出来。盖里说：“这两个项目的现状使我感到失望。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设计像这样的项目，它们一直没有出现。突然间，我有了这两个项目。我为它们花费了五年的时间。然而，它们都推迟了。使我有很大的失落感。”

对于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应，盖里像他的许多同行一样，被迫大幅减少雇员。他说，现在他的工作人员是一年前的一半。从广义来看，盖里从设计位于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以来，他的艺术大家的设计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尖锐批评。

面临“一代人的换岗”

对于年轻的建筑师来说，盖里组织他的事务所的方式和综合新的技术的方法仍然是鼓舞人的。但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盖里的工作也表现了他主要是依靠容易的钱和在建筑上的名声。他们对盖里近来的大胆尝试和设计的易上镜头的建筑不感兴趣。这些建筑有所谓的建筑名星设计的所谓的“签名建筑”（signature buildings），以及更多的生态友好设计或“向贫穷宣战”的设计——例如在农村提供经济适用房。另一些年轻的建筑师正在超越建筑事务所的明星模式，走向社会的，甚至匿名的设计创新。

这些转变大多数是不令人吃惊的，甚至是可以预料的。这是“一代人的换岗”（a generational changing of the guard）。但盖里过去十年的全球声望的范围和信贷快速崩溃中止了建筑计划，在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事件。暂时，盖里似乎不会雇用新的人员，在他的工作室里的设计模型，一个是巴拿马的，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堆码在另一个上面。这个工作室仿佛安静下来。

并且，盖里受到他的最大项目的变动的明显伤害。布鲁克林开发项目最初规划多达16幢高层建筑。他一直说他自己作为一个孤独的人才，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最初十年，由近视的开发商和缺少原则性的同事，推到了职业的边缘。

他说，由于最近受到的挫折，他对接爱阿布扎比的委托感到高兴。他新设计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位于萨迪亚特岛（Saadiyat）的一个已规划的文化区。他对再次与前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Thomas Krens）合作感到兴奋。克伦斯现在是这个阿布扎比开发项目的带头人。

弗兰克.盖里是建筑普利策奖得主里面风格最诡异的建筑师。关于盖里大师的作品，下面再放出几坨：

盖里说：“最初我不愿意做这个项目。我认为我不应该来这儿。它太遥远了。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我年龄太大，难以弄懂它。然而，克伦斯说服我来到这儿。如果我不接手这个项目，我的事务所将比现在小得多。这项工作可能帮助我渡过这场经济危机。”

在80岁的时候，盖里仍然渴望接受新的概念和形象，仍然表现出高度的敏感，继续保持对更年轻的同行的竞争优势。

虽然他说，他做了努力，不去花费太多的时间老是想着过去，或考虑没有他，他的合作伙伴会怎能样工作，但他不能完全驱逐那样的想法。盖里承认，他担心，没有他，他的事务所将变成什么，并且，他积极地为盖里建筑事务所的未来形态考虑各式各样的选择。

盖里说：“我试图不向后看，因为没有有起多少作用。但当你到达我的年龄时，你会对继承问题感到焦虑。”

他将洛杉矶介绍给世界

在某些方面，与他的大多数全球著名的同行相比，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节约预算及裁减人员问题上，盖里所处的地位更好。毕竟，他用非常便宜的材料，包装了他的早期住房和商业项目。

盖里借鉴波普艺术家的创作手法，在设计项目中使用起波纹的金属或硬纸板的外形，确立了他的名声。盖里回忆说，在1978年，他决定友善地离开他的最大的客户罗思公司（Rouse Co.），并且努力开始将他的工作人员从大约50名建筑师削减到3名。

盖里说：“如果我必须做，我准备再次这样做。现在，如果要节俭，我已做好准备。为什么要为花哨的细节和材料花费全部的钱？你不需要它。你能用朴素的东西获得激情。”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几年，盖里的建筑事务所没有发生意外。盖里希望这个机构成为全球性的，并且他在努力走向这个目标。

在另一方面，盖里对目前的形势和他的年龄做了让步。他说，尽管已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他放弃了为自己和他的家庭在威尼斯建造一幢住房的计划。他说，他将分割这块地，一块给他的在盖里事务所工作的儿子萨姆，另外两块分别给在事务所工作的年轻建筑师——他的人事主管梅格汉•劳埃德（Meaghan Lloyd）和阿兰德•德瓦拉贾（Anand Devarajan）。

盖里说，他和他们妻子将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莫尼卡22街的小屋里。这是他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名和改变设计风格的地方。就在这个时候，他断绝了与他的最大的客户罗思公司（Rouse Co.）联系，并且努力重新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说，他明白，他不可能实现转移到巴黎的长期梦想。盖里说：“我希望去巴黎，并且在过去许多年，我一直幻想我将去那儿生活。但我不知道是否能实现这个愿望。我认为我会留在这儿——圣莫尼卡22街。”

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的遗产都是安全的——特别是那些与洛杉矶有关的遗产。当然，先于他在这儿的伟大建筑师——包括亨利•格林（Henry Greene）、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鲁道夫•辛德勒（Rudolf Schindler）和其他的建筑师。如果说这些建筑师与别的地方的先锋风格有很强的联系，将世界带给洛杉矶，那么，盖里所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设计几个立足于几个大陆的、结合本地美学的、风格独特的项目，他将洛杉矶介绍给世界。